加国头条 i4cc.ca ｜把工厂从中国搬到越南然后被欺骗、恐吓、举报

美国媒体5月22日发表了题为“耐克和阿迪达斯开始搬离中国，这颇能说明问题”的文章称，耐克和阿迪达斯正把更多亚洲制造业务从中国迁往越南，从而延续着近来出现的一种新趋势：越来越多企业因更高成本离开中国。

阿迪报告称，去年该公司44%的鞋类产品是在越南生产的，同比上升13%。同期，耐克鞋的“中国制造”比例已从32%骤降至19%。

除了阿迪、耐克等外资企业，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把工厂迁移到了越南。然而，在越南投资建厂万万不能盲目的随大流，一定要结合自己企业的具体特点，充分考虑越南各种风险做出评估后再做决定，否则，看起来人力成本似乎是降下来了，可更多潜藏的风险可能会成为企业不能承受之重。

2013年，老板问我去不去越南。

原来，公司在国内办厂已经十年，近来由于成本上涨，股东们想去越南设分厂。老板想让我跟着过去待半年，负责IT基础架构，找一个能负责的“接班人”，稳定后，每月在越南工作两周，等三四年之后分厂运转上了轨道，我就不用过去了。

公司生产手机充电器，是来料加工企业，我这里已工作十年，工作简单，业务稳定，极少出差，更没什么培训，出国机会极少。越南地方陌生，语言不通，又要离家半年，还是从头做起，我觉得压力有点大。

但在考虑之后，我还是决定去，就当一段特别的人生经历吧：看看异国风情，吃吃喝喝，拍拍照，与当地人一起工作，体验他们的生活。

1

转眼间，到越南已有月余，逐渐习惯新的节奏，各项事情循序渐进。

然而，在当地找一个搭建IT基础架构“接班人”的任务还是毫无头绪，人事部的招聘广告已打出去很久，合适的人却一直没有找到。

一天，人事部告诉我有份简历可以看看。

简历上显示：阮山，电脑教师，大学计算机专业，无搭建IT基础架构经验，无工厂工作经验。但是，招聘广告打了这么久以来，他是唯一专业勉强算对口的，好歹也见见吧。

打通阮山电话，他英语说得还可以，问过一些基本情况，约了下周一下午2点面试。

周一吃午饭，我准备了一份试卷和一些问题，郑重其事，静待阮山来临。2点到了，不见人影，一刻钟后人还没来，可能堵车或有其他原因吧，继续等等吧。2点半了，人呢？打他电话，第一次没接，再打，很久才接通。我问他为什么还没到，他说：“噢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今天有个面试了。”

忘记了？这种状况，我听着有点懵。

我接下来的问题简直有些自取其辱了：“那现在可以马上赶过来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和朋友在外面，不能过来。”

“那什么时候有空再约？”如此低声下气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人格。

“我再给你电话吧！”阮山先生说完淡定地挂掉了我的电话。

这究竟是我面试他还是他面试我？这个拽得有些过分了吧？

我对阮山已不抱希望，通知人事部再找。

出乎意料，到了周三，阮山主动打了我的电话，说他周四有空，想过来面试。我想，见见也好吧，于是约了上午9点。

次日上午，我如约等到9点钟，阮山先生还是没来。如果说上次这家伙是放了我鸽子，我感觉这次要被放“飞机”了。于是只好摇头苦笑，也懒得打电话问他了。

快到10点，突然有人敲办公室的门，一看，跟简历上的照片很像，是阮山。

我问他为什么迟到那么久，他说：“女朋友的摩托车坏了，我要先载她去上班再来面试。”

“你不会让她打个车去上班，你准时来面试吗？”

阮山居然很错愕地看着我说：“我当然是要先载她去上班再来面试啦，为什么要她打车？”仿佛像在质问：你没谈过恋爱吗?

看来这事儿，我们是谈不拢了。

最终，我还是决定给阮山offer，他的专业和技能还算符合要求，虽然可能不好管，但我想，一个对女朋友好的男人做事情总不会太差。

听了阮山的故事，人事部的同事大笑着说：“越南人大多数是这样的，阮山算好的了，你约了2次就能见到他，其他部门有约5次还见不到人的。”

同事还向我介绍，这里以前是法国殖民地，受法国文化熏陶，大多数越南人都比较懒散和随意，把自己想做的事情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不会太理会公司的纪律，我要有心理准备。

虽然听完同事一席谈，我觉得好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我没想到，越南人的那种“不靠谱”是深入骨髓的，我必须甩掉那个正常的中国人头脑，用他们的“法式”头脑思考和理解问题：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的，赚钱或者跟客户打好关系，那是次要的。

有一次中午下班后我想买包烟，便去了公司附近的小卖部，那时约是12点10分。没想到小卖部老板白了我一眼说：“我要睡觉了，你下午2点半再来吧。”

“老板，你卖包烟给我不就1分钟的事情吗，卖了再去睡觉也可以吧？”

“你下午2点半之后再来吧，现在我必须睡午觉了。”

还有一次，我早上刚上班，一条准备开工的生产线30几个工人，却有一半的人没来上班。我查了一下请假记录，没有人提前请假，早上也没人打电话请假。人事部主动打电话去问，才知道，那10多个人都去喝喜酒了，“喝完喜酒就回来上班”。

据说，他们连被开除都不怕的。

2

分厂的厂房是租的，在我们之前，这里是一个制衣厂。制衣厂的供配电系统远不能满足一个电子加工企业的要求，所以我们要求业主升级供电系统。

业主是一个靠收租生活的富二代，他完全不想卷入到这些复杂的事情中，说：“我只收取你们地皮和厂房的租金，其他的你们自己搞定。”

于是老板派人到当地供电局，拿回一大堆申请表格，再让工程部的同事和翻译填写，盖上章，足足花了一整天。然后老板带上翻译，亲自前往供电局办理手续。

看到材料清单和费用报告，老板苦笑了一下：费用比国内高出许多，但也没办法，没电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

付好费用之后，供电局局长接见了老板，一番寒暄后，局长对老板说，“会全力支持外资企业的发展”，然后给了老板一份文件，说带着这份文件去供电局属下的供电工程公司，那边就会安排施工。

老板和翻译马上赶到供电工程公司，把文件交给那里的经理——一见那个年轻的经理，老板怔了一下：长得和刚才那个局长真像！

老板对经理说，工厂要在4周之后开始批量生产订单，在这之前还要安装、调试设备，然后试产，试产合格才能批量生产，而这些工序实施的前提，就是供电系统正常。时间很紧急，请求马上安排，希望新的供电系统可以在下周五之前完成。

经理听了，当即拍着胸膛说：“明天就准备材料，后天虽然是星期六，我们也可以安排施工，早上8点会准时到，保证不影响你们的进度。”

老板听后吃了颗定心丸。他回来后让翻译打听，供电工程公司的年轻经理，果然是供电局局长的儿子。

星期六早上，我们已早早把变压器房附近的杂物清理好，以方便供电工程车辆的进出。

8点，我们翘首期盼的供电工程车辆没有出现，经理的电话没打通。

9点，依旧如故。

10点，老板坐不住了，亲自去了供电工程公司，结果大门紧闭，找不到任何人。

11点，老板给供电局局长打电话，不通，又赶到供电局，只找到几个值班收电费的人，但都是一问三不知。

12点，厂房工程部的一位越南本地同事告诉已经急疯了的老板：在政府和国企工作的越南人，基本上都有两个手机号码，工作手机只在上班时开启，周末只能打生活手机，但号码只有亲友熟人才知道，建议老板找找他们的生活手机。

于是下午2点，老板带着翻译再次前往供电局，找一个看起来好说话的收费员，一番软磨硬泡，总算拿到局长的生活手机。

生活手机果然一打就通，局长承诺，会让经理主动联系老板。老板再三请求，又拿到了局长公子的生活手机号码。

等老板再回到公司，已是下午4点，经理并没有主动打来电话。老板只好硬着头皮打了过去，果然又是一打就通——可对方的反应竟然是：有何贵干？

估计局长根本没跟儿子说我们的事。

老板又说了一遍今天要升级供电系统的事情，经理那边说：“忘记有这回事了！”他还补了一句对不起，然后承诺，“明天早上9点一定到”，便挂了电话。

星期天早上9点，果不其然，又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老板又硬着头皮打经理的电话，很久才接通，经理说，“等一下过来”。

等，再等，等到11点，一辆保时捷卡宴开进了厂区，停在变压器房旁，后面却没有跟着工程车。

经理下了车，我们赶紧迎了上去，老板跟他握了个手。这时，卡宴的后门打开，走下来的不是穿着工作服的工程人员，而是3个穿着清凉的美女，有说有笑，仿佛我们是透明的。经理对女孩们摆了摆手，她们才静了下来。

经理让我们打开变压器房的门，随便看了看，说：“放心，下周给你们搞定。”

周一，没有任何动静，老板打了不下5次电话给经理，每次都说没问题便挂掉。

周二，打了超过10次电话给经理，对方只说，放心，不会耽误。

周三，老板对本周完成供电系统升级已不抱希望，召我们开会讨论应急解决方案。

没成想，这天晚上7点我们正准备离开公司时，厂房门外一阵汽车喇叭声响了起来，还是那辆保时捷卡宴，后排还是有3个美女，不同的是，这次后面跟着两台工程车。经理下车后，对工程人员指点一番，又驾车离去了。

经过两天两夜通宵达旦的施工，工程居然在周五晚上顺利完成......

3

越南分厂生产的产品是半成品，要运回中国工厂组装成成品，需要办理报关手续。中国的报关人员对越南法律法规不熟悉，关键是没有越南海关颁发的报关资格证，而越南懂报关的人十分紧缺，公司招聘广告打了一个多月，也没找到合适人选。

老板正在为此事苦恼之际，一名越南政府机关给我们办过营业执照的人士出现了，此人说他的妻子小月有报关资格证，而且有多家外资企业的报关经验。

小月第二天就来公司面试了，高高瘦瘦，典型的越南肤色，很机灵的一个年轻女子，英文也不错，说起报关来头头是道，对各种电子报关系统的操作驾轻就熟。老板让她尽快来上班。

小月没有令老板失望，几批货都顺利通关。但同事们对小月却颇有微词，说她恃着丈夫在政府机关工作，经常迟到早退，甚至欺负同事。

不久，分厂要出有一批很重要的货，量大，客户又限定了交货日期，所以报关环节尤其重要，稍有差池，被海关多扣几天，公司将面对不菲的赔偿。

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小月来到老板办公室，要求涨50%的工资。老板拒绝后，她又提出要晚来1小时上班的特权，但工资照发。老板当然也没同意，小月怏怏不乐地离开了。

第二天，小月竟然没来上班，人也联系不上。老板急坏了，命令人事部马上找到小月。人事部的同事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她后，小月再次提出了加薪和晚上班的要求，人事部答复不可能。

隔天，小月带着一脸不情愿回到公司。她将电脑打开，准备开始工作，但又说，电脑有点问题，需要同事处理下。电脑部的同事很快处理好电脑，小月开始办理报关手续，打印出相关文档，让老板过目并盖章，然后说要去海关交资料，就离开了。

之后的两天，小月都没回公司，工厂这边以为报关手续已办好，她不回来暂时也没事。

可没想到小月没来的第三天，海关官员忽然来电：我们的货物已经在货场躺了好几天，报关手续怎么还没有办理？

大家明明看到小月提交了申报，文档都打印出来了，但为何海关却说没申报？老板大惊失色，赶紧让人找到小月问怎么回事。

“我已经在系统上提交申报了，很多同事都看着我提交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”

“现在事实上是没有提交申报，你赶快回来补办手续！”

“你要我回来补办也可以，但要答应我之前提的两个条件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“那我也不可能回去补办申报！”

“补办申报”是什么意思？老板有些懵，这个疑惑，最终还是那个帮小月修电脑的电脑部同事解开了——一开始，那位同事说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处理了“电脑慢”的问题，继续检查小月的电脑，我们意外地发现，在新增和删除程序列表里，多了一个远程控制软件，安装日期和时间刚好是小月回来那天。

电脑部同事见掩盖不下去了，只好招供了：那个远程控制软件是小月让他装的，小月恐吓他，让他不要说出去，说她丈夫是政府机关的人，有的是办法对付他。

那天小月在公司里确实申报了，她回到家之后，又远程控制公司的电脑撤单了。

老板本来想起诉小月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只能把小月开除，给那位电脑部同事一个警告处分。最后，我们不得不高价聘请一个报关顾问公司，紧急处理，所幸，交货没有延迟。

4

工厂已在越南正常运转了几个月，投资回报率远不如预期，比中国工厂低很多。

在中国的工厂，可以日夜班交替运转，除去吃饭时间，工厂一天最多可以运行22个小时。但在越南，工人不愿意加班，也不愿意上夜班，工厂只能运行8个小时。每天差14个小时的工作时长，让投资回报率的差别显而易见，于是股东们开始施压。

可在越南，处理加班和上夜班的事情必须非常小心，因为即使完全按劳动法加班、上夜班、支付加班工资和夜班津贴，工人们也不一定愿意。越南人大多数人重视自己的生活多于工作，且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。

当时，附近的制衣厂和摩托车厂，已经因为加班和上夜班引发了“工潮事件”。所以老板决定先放放风声，说工厂即将要加班和上夜班，试探工人们的反应。

工厂的管理层是中国人，工人是越南人，如何将风声放出去，并将真实的反馈信息收回来，是首要的问题。因此，必须找到一个即让工厂信任、又让工人们信任的人。

这个人就是阿丹。

阿丹是个中年越南女子，曾在台资工厂工作多年，会说流利的汉语，以前的工作，她收入还算不错，建了房子，还让小孩上了大学，因此对中国人比较感恩。同时，因为阿丹将在以前学到的技能和管理经验分享了她的同胞们，她也很受越南工人敬重。

老板找阿丹谈话，说明利害——若不加班，效率上不去，股东们可能会关掉工厂，工人全部失业。阿丹承诺将亲自去游说同事们同意加班和上夜班，还安排了她下属的“拉长”们一起行动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观察到，工人们无论工作时还是吃饭时，都在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

两周之后，阿丹带来了调查结果：全厂400多名工人，基本上都了解过了——99%的工人都不愿意上夜班，多给钱、有夜班津贴也不行，一旦要上夜班，就集体罢工；至于加班，有25%的人愿意，25%的人不愿意，剩下的人不置可否。

“加班应该是可以谈的。” 阿丹总结说。

“摸底”之后，公司出了一份通告：工人自愿加班，提前1小时上班，推迟1小时下班，每天多出2小时，加班工资按劳动法规定计算。

通告一出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原来那一半不置可否的工人，站到了反对阵营。工会通知管理层：下周一开始罢工，直到管理层作出改善。

于是老板约工会的人来谈判，坚持要加班2小时，工会则坚持要管理层作出改善，双方争辩得面红耳赤。僵持不下之际，阿丹出面做了和事佬，让老板和工会各退一步：每天加班1个半小时——早上加班半小时，7点半上班，下午加班1小时。

双方竟然都接受了。

谈判结束，老板在办公室里满面春风，一点也没有谈判失败的沮丧。

“我了解越南人的性格，无论加班2个小时、1个半小时甚至1个小时，越南人都是会发起罢工行动的。

我的底线是加班1个半小时，所以在通告里说要求加班2小时，就有了谈判空间。了解了越南人，其实越南人也挺好商量的，妥协一点点就好了。”老板坐在沙发上得意地说。

“你是不是跟阿丹商量好，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老板狡黠地笑了。

5

山哥是在中国工厂工作了许多年的设备工程部高级主管，老板这次带他来越南，让他负责安装、调试生产线和生产设备。山哥的“附加任务”跟我类似，就是在越南培养几个设备维护工程师“接班”。

越南人小龙是山哥的下属，在越南当地招聘的设备工程部主管。当时工厂安装一条新的生产线，还差一个锡炉。小龙从越南当地供应商处找来了锡炉的报价，给山哥看。山哥说太贵，让小龙再找找看。小龙说不用再找了，都差不多这个价钱的。

山哥不信，便从中国供应商那里要来报价，加上报关及运输等费用，价格也只有越南当地供应商的2/3。山哥说要用这个供应商，小龙不同意，说在越南开工厂，能在越南买的东西，就要在越南买，“为什么要从中国买？”山哥说，从公司的利益出发，哪里价钱低就从哪里买。

两人互不相让，吵到老板那里，老板当然同意山哥的方案。小龙不服气，赌气地说：“那好吧，锡炉的事情，以后我不发表任何意见了，你们安排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！”

买锡炉虽省了钱，但也没能省心。锡炉是很重的设备，安装过程需要不少人，中国供应商不可能带着一大帮人和一大批辅材到越南来，有些辅材同样还要在越南当地供应商购买。虽然价钱不贵，但小龙不愿意帮忙，山哥唯有带上翻译，自己亲自去找。

几经周折，还是事情办妥，锡炉如期装好，投入正常运行。

然而，我们都没料到，此事并没有结束。

一天，人事部突然通知山哥到会议室开会。山哥到了会议室，看到等待他的是人事部老大和负责采购的经理。人事部老大将一张报价表摊在桌面上，问山哥：“有什么解释？”

山哥看到是锡炉辅材的报价表，大吃一惊，强装淡定说：“没什么特别啊，我找了两家当地供应商协助安装锡炉，让他们都报了价，然后选的价钱比较低的那家。”

人事部老大说：“你不用兜圈子了，有人举报你伪造报价，我们已经找了协助安装锡炉的那个供应商，那个老板已经跟我们说了。”

山哥见瞒不住了，只好和盘托出：根据采购要求，协助安装锡炉最少要找两家供应商去比价，选择价低者。在越南，他人生地不熟，语言又不通，只找到了一家供应商可以协助安装锡炉，但找不到第二家，工期又赶，只好让这家供应商把清单打印出来，找他们同行盖个章，冒充第二家供应商的报价。

人事部老大听了，只是冷冷地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我要请示一下老板看怎么处理。”

工程总价才几千块钱，作为资深工程师的山哥没理由贪这点小钱，他赶工期，也是好心，但伪造文档始终是“死罪”，人事部的意见是解雇山哥，老板说：“给我个面子，让他自动离职吧。”

离开越南那天，我们为他送行，山哥哭了，他说自己为公司做牛做马这么多年，又离乡别井来越南没日没夜地工作了几个月，贡献了那么多，想不到会落得如此一个结局。

那个背后的举报人是谁，协助安装锡炉的老板又为什么会出卖他，山哥都不会知道了，他带着疑惑与痛苦，离开了越南。